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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既没能提出新的证据，也没能对检方提出的证据做有效的反驳。

    “公诉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出？”庭前调查进入了尾声，法官依照惯例问道。

    而我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在庭辩阶段尽尽人事，期待案子二审的时候，张静的调查能有些进展。

    这时候，公诉人的一句话却让我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是的，审判长，我们请求新的证人出庭。”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公诉人，无法理解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找到新的证人证据。

    而当公诉方的证人走入法庭的时候，我彻底呆住了，只能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个证人，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公诉方的新证人竟是那家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负责人王凌。

    这下，我总算明白王凌为什么会对我们避而不见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老罗，却发现老罗根本没什么反应，对于眼前的这一幕他似乎早就有所准备。一直在摆弄着手里的一支钢笔。

    “证人，你的身份？”审判长问。

    “xx妇女权益保护组织负责人。”王凌答。

    “证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你有如实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请你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审判长说道。

    王凌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审判长说道：“公诉人，请对证人提问。”

    “证人，你是否认识本案的被告人？”公诉人问。

    “是的。”王凌答，“他曾是我的调查对象。”

    “被告人为什么会成为你的调查对象？”公诉人问。

    “我们曾接到他妻子徐女士的求助电话，称遭到了被告人的虐待和殴打。”王凌说。

    “证人，请你辨认一下，徐女士是否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公诉人递给证人一张照片。王凌看了看照片，点了点头。

    “对于徐女士的请求，你们的调查结论是什么？”公诉人问。

    “没有结论。”

    “为什么没有结论？”

    “调查一开始，徐女士就表示不需要我们调查了，说是自己摔伤的，请求我们的介入是希望能够引起被告人的注意。”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徐女士称被告人平时对家中关心较少，一心扑在工作上。”

    “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认为，被告人是否曾对被害人徐某实施过暴力行为？”公诉人问。

    王凌没有立即作答，而是想了想，才说道：“我认为被告人曾对被害人徐女士实施过暴力行为。”

    “你有啥证据？”老罗突然站了起来，问道。

    “辩护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辞，还没到你提问的时间。”审判长提醒道。

    “没关系。”公诉人毫不在意地说道，“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

    “请辩方律师提问证人。”审判长说。

    “证人，你说我的当事人对徐某实施了暴力，请问你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老罗阻止了我起身发问的企图，问道。

    “徐女士身上的伤痕和我们调查时她的精神状态。”王凌说。

    “我记得你和我的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徐女士亲口承认伤痕是她自己造成的，与我的当事人无关。”

    “是的。但是那并不是我们的结论。”

    “那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坚持认为徐女士自己不可能造成那种皮带抽打的伤痕，尤其很多伤痕在她的后背。”

    “你是医生？”

    “不是。”

    “法医？”

    “不是。”

    “你是否具有伤情鉴定资质？”

    面对老罗连珠炮一样的发问，王凌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没有。”

    “反对，辩护人的问题与本案并无关系。”公诉人举手说道。

    “审判长，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老罗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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