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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不到的小鸟。

    最后，1980年新年到来的时候，里耶夫没走，反而是布兰登离开了伦敦。从1973年在马赛的首次会面算起，七年已经过去了，彼得至今还是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不确定布兰登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这位三十三岁的英国情报官被调往华盛顿，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职位，但彼得猜想多多少少和中情局有点关系。两人没有机会道别，彼得是在布兰登抵达美国后一周才被告知这件事的。卡罗琳·罗克韦尔成为了他的新情报官，彼得对此没有意见，罗克韦尔精通俄语，彼得总算可以用母语来做每周简报，而且这位苏联司司长非常了解克格勃和苏联官僚怪异的思考方式，时常令彼得惊讶。她也会为彼得准备茶和食物，不过那些曲奇饼、小蛋糕和薄荷糖孤单地呆在餐盘里，无人问津。

    随着阿富汗战争越拖越长，驻外情报站也在被害妄想症里越陷越深。偷偷把文件带出使馆变得困难了，没过几个星期，连彼得本人想在工作时间外离开使馆也没以前那么容易了。里耶夫站长坚信军情五处和六处已经把使馆团团包围了起来，命令外勤们用木板钉起临街的所有窗户，办公室成了一个充满香烟烟雾的漆黑地狱，空气滞闷，汗味参杂着食物腐坏的臭味，但怎么也找不到异味的来源。报纸头版都是喀布尔战况，套在不合身制服里的苏联士兵，背景是荒漠；还有联合国催促苏联撤军的决议，和所有人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赞美着一个接一个胜利，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

    1980年2月17日，站长里耶夫接到了总部的电报，命令他让手下的线人和特工“进入冬眠”，这很不寻常，通常只有在重大情报泄漏的时候总部才会指示线人“冬眠”，而伦敦站最近并无异常，彼得给巴黎站和就近的布鲁塞尔联络站打了电话，那边也风平浪静。他和里耶夫商量了一下，决定按总部说的做，发出了暂停所有情报搜集活动的指令。彼得坐立不安地等到傍晚，回到家里，把一盆铁线蕨从厨房挪到卧室的窗台上，这是紧急联络的信号，军情六处的人会定期观察彼得的窗户，没有铁线蕨就离开，有的话就立即报告罗克韦尔，但彼得不知道这些人每天什么时候来，或者每周来几天，只能干等着。

    2月18日早上，彼得接到电话，总部让他去一趟巴黎，有一个突发的打猎任务需要他处理。这也不太正常，彼得已经好几年没当过猎人了，升职的一大好处就是不必再承担这些要挽起袖子亲自弄脏双手的任务。但总部十分强硬——话又说回来，他们就没有不强硬的时候——声称不信任其他外勤，上头的人指名要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

    他买了渡轮票，在码头徘徊，拖延上船时间，希望罗克韦尔能找到办法和他迅速说上两句话，但情报官始终没有出现，也没有六处的人靠近。船拉响了汽笛，彼得提着箱子匆匆上船，他没有用化名买票，寄望于军情六处能顺着他留下的面包屑推测出他去了哪里。

    渡轮当晚在卡昂靠岸。有人在码头等着彼得，这也不是个好兆头。彼得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当场打昏带回莫斯科，差点转身逃跑，但很快控制住了这些疯狂的念头。让他略微松了一口气的是，那两个等着他的人并不是克格勃，只是普通的使馆雇员，很客气，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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